本期推送《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发的孙洁老师署名文章《从技术赋权到价值自觉:新大众文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与进路》。

进入“十五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步入关键阶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民族工作和文化建设作出重要部署，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时强调“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上述部署为理解新时代文化实践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引。作为互联网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文化形态，新大众文艺以大众参与、数字传播和情感互动为主要特征，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拓展公共文化表达空间、增强文化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此，有必要在准确把握政策语境和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新大众文艺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路径。

当前学界围绕新大众文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联已展开初步探索，相关研究多从“功能论”或“价值论”视角阐释新大众文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积极意义。从功能论视角看，胡智锋、黎杨全、张计等学者指出，新大众文艺依托技术赋权实现全民共创，推动各族群众从“被书写者”转变为“自我书写者”，短视频、直播等形态强化了民族间交往共鸣，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叙事根基与传播载体。与此同时，范玉刚、李松等学者也注意到，算法驱动的精准分发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传播效率，却也可能引发“信息茧房”效应，导致认同圈层化，这成为新大众文艺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从价值论视角看，李遇春、宋伟、齐晓红等认为，新大众文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源于“人民性”，作为文艺大众化传统在数智时代的创新性发展，新大众文艺通过激活大众文化主体性，发挥凝聚民族共识、构筑精神家园的价值功能。尽管现有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两方面问题亟待深化:一是逻辑碎片化问题，现有研究聚焦单一环节而缺乏全流程解释框架;二是剖析表层化问题，现有研究停留于现象描述而未能揭示技术一价值冲突、多元一一体张力、发展一规范矛盾等深层问题。

基于此，构建一个能够系统阐释“新大众文艺何以能够，以及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合性理论模型，就成为本文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一模型不仅要清晰回答新大众文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关联“是什么”、二者深度互动的内在机理“为什么”，更要明确揭示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如何做”。

一、新大众文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

新大众文艺之“新”，主要体现为技术性、大众性、互动性和日常性。其中，技术性构成其媒介基础，大众性决定其主体结构，互动性塑造其传播机制，日常性则决定其价值进入生活的方式。正是这四个要素，使其能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承担空间连接、主体表达、情感凝聚和实践转化等功能，形成从物质基础到精神归宿、从个体表达到集体共识、从认知建构到行为转化的深层作用机制。

技术赋能与空间再造: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物质性前提

技术赋能是新大众文艺区别于传统大众文艺的重要标识，也是其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条件。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数智技术，不仅改变了文艺生产和传播方式，也重塑了各族群众的交往空间、表达方式与情感联结机制。在当代社会，数智技术作为新的生产力形态，深度嵌人文化生产和社会交往过程，为新大众文艺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提供了现实支撑。

首先，技术门槛下移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主体的大众化。传统文艺生产较多依赖专业训练、机构资源和传播渠道，普通群众往往处于被书写、被表现的位置。随着智能手机、短视频平台、直播工具、剪辑软件和AI辅助创作工具的普及，文艺表达的技术门槛、经济成本和传播壁至明显降低，“人人皆可记录、人人皆可讲述”成为现实。农牧民、手工艺人、非遗传承人、基层干部、青年员工、返乡创业者等，均可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讲述者。如在新疆，各族群众就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记录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边疆生活、非遗传承和民族团结等故事，把个人经历、地方经验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为可讲述、可观看、可分享的生活经验。

其次，空间破界拓展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场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离不开持续、具体、日常的社会交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交往对于社会关系形成的重要意义。数智时代的网络空间突破了地理距离和现实场域限制，使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人群能够通过直播连麦、弹幕评论、网络社群、线上展演等方式在同一数字空间中相遇、交流和回应。比如对于地域辽阔、文化资源丰富的新疆而言，“云游天山”“云看非遗”等传播形式，使全国观众能够实时观看各族群众的日常生活、节庆活动、歌舞表演和手工艺制作;本地创作者也能借助网络平台介绍家乡变化、分享文化记忆、回应外界关切。数字空间由此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延展场域，使“中华民族大家庭”由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进入、可观看、可互动的生活场景。

最后，即时共在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感知基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并非单纯依靠知识灌输形成，还需要在共同观看、共同参与和共同感动中获得情感认同。短视频、直播、弹幕、话题挑战等传播方式，营造出即时共享的文化场景。不同地域的用户可以同时观看一场民族歌舞直播，参与同一个乡村振兴话题，为一段民族团结故事点赞、评论和转发，并在互动中形成情感回应。这种同步参与带来的“共在感”,使分散个体在同一事件和同一情感氛围中产生联结，进一步强化“我们同在一个共同体之中”的心理感知。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了更具体、直观且日常化的感知依托。

主体激活与叙事重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知识的生成机制

新大众文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间环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知识的生产，即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我们要去向何方”的集体叙事如何被讲述、被接受。这一过程内含双重命题，谁在生产与生产了什么，二者互为表里，即主体从“被书写”转向“自我书写”，必然带动叙事结构从“他者代言”转向“自我言说”,进而重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知识的生成机制。

首先，主体的激活始于“被书写者”向“自我书写者”的身份转换。在传统文艺中，各族群众多作为被表现、被定义的“他者”进入叙事，其形象由专业作家、主流媒体代为塑造。新大众文艺则凭借数智技术降低门槛，使普通劳动者成为自身故事的“第一作者”。外卖诗人王计兵、家政工范雨素等素人创作者的走红，并非流量逻辑的偶然，而是主体性觉醒的表征，他们以第一视角呈现的喜怒哀乐与奋斗轨迹，因其本真性而比“代言式”叙事更具认同力量。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人，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习近平总书记亦强调:“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当各族群众在数智平台上自主书写民族故事与国家故事时，“剧中人”与“剧作者”身份合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认同根基便从外在灌输转为内在生成。

其次，主体格局的扩容，带来叙事维度的丰富与叙事结构的重构。新大众文艺形成了“组织引导、专业赋能、平台连接、民间创造、全民参与”的多元协同生态。其中，专业文艺工作者提供思想与艺术高度，非遗传承人、网络达人、基层群众、青年员工等贡献生活温度与文化特色，而各级文联、作协正从传统“作协一作家”的科层模式转向吸纳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非遗博主的扩容型行业枢纽，在主题创作组织、专业培训、评奖引导中补位“软性治理”。这种协同打破了单一叙事视角，共同绘制出一幅立体、丰富、动态的中华民族“全景图”，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到生动呈现。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大众的”意味着为各民族绝大多数群众服务。新大众文艺以全民参与为载体将这一原则在数智时代推向新高度。与此同时，受众通过评论、弹幕、二次创作等深度介入意义生产,形成詹金斯所言的“参与式文化”,用户从消费者转为共同意义生产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完成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同"的跃升。

最后，主体身份的翻转直接重塑了叙事的生产逻辑。当“自我书写者”取代“代言者"成为叙事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知识的生成便不再依赖外部赋予，而是源于内部视角的符号建构与意义再生产。这一转变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叙事资源的调用方式发生改变。自我书写者不再被动接受既有的文化标签，而是主动将“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家国同构"等理念，以及上古神话、非遗、民俗等资源，转化为国风动漫、数字游戏、国风音乐等形态。《黑神话:悟空》借游戏工业出海掀起国风热潮，敦煌研究院以短视频让千年壁画“走出”洞窟，正是中华文明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数智语境的当代表达。其二，叙事框架的建构逻辑发生改变。自我书写者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为主线，通过纪实短视频、互动影像等再现历史上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御外侮与当代脱贫攻坚、共建小康的奋斗经验，将碎片化民族记忆整合为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叙事。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新大众文艺正是立足这一既定条件，以数智手段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的创新表达。其三，叙事视角的生成方式发生改变。自我书写者紧密贴合时代脉搏，通过将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宏大主题转化为家庭变迁、村庄故事、工匠坚守的日常叙事，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抽象理念变为可感可知的生活图景。

情感共振与凝聚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内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既需要知识层面的理解，也需要情感层面的认同，更需要实践层面的转化。新大众文艺的独特作用在于，它能够借助影像、音乐、短视频、直播、网络文学、互动话题等具体形态，把宏观的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可观看、可感受、可参与的生活经验，进而形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连续机制。其中，情感共振侧重于心理认同的生成，实践转化则指向行为自觉的养成，二者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观念进入生活、由认知走向践行的重要链条。

首先，新大众文艺通过共同记忆的激活，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为情感认同。情感并非认同的附属因素，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稳固的重要心理基础。“情感认同是共同体意识中最深层、最稳固的部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靠的是各族人民守望相助。新大众文艺通过真实感人的叙事，再现抗震救灾、疫情防控等重大事件中全国上下同心协力、各民族互帮互助的场景。这种基于共同苦难记忆的情感共鸣，能够深刻强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认知，筑牢情感防线。新大众文艺正是通过对共同的历史记忆、灾难记忆、奋斗记忆和生活记忆的再叙述，使各族群众在共同观看、共同感动和共同评价中形成心理联结，往往以普通人的真实经历呈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场景，使各族群众在共享的情感体验中形成稳定而深层的情感认同。

其次，新大众文艺通过成就共享和日常共情，增强各族群众的归属感与自豪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来源于对共同苦难的记忆，也来源于对共同成就的分享。新大众文艺以数据可视化、VLOG、直播带货等形式，将国家发展、边疆变化、乡村振兴等宏观主题转化为个体可感知的生活图景。以新疆农产品电商传播为例,2024年新疆直播网络零售额达74.95亿元，全年开展直播10.79万场，累计16.17亿人次“云逛”新疆:1阿克苏市2025年1-9月电商网络零售额达31.86亿元,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4.69亿元。这些数据中的鲜活故事大大激发了各族群众强烈的自豪感与归属感，将个体荣耀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也在情感上确认各地区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现实关系。

再次，新大众文艺通过低门槛互动，将情感共鸣转化为公共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仅停留于情绪感动，只有进入日常行为，才能真正体现其现实力量。新大众文艺的参与方式具有开放性和便捷性，各族群众可以通过拍摄、点赞、评论、转发、连麦等方式，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题表达。列宁曾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数智技术条件下，这一“根基”获得了新的实践形态。群众不再只是文艺作品的接受者，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的生产者、传播者和行动者。比如，围绕“中华民族一家亲”“我和我的家乡”等主题形成的短视频征集、直播连线和公益传播等，能够迅速聚合个体的情感表达，形成具有公共性的参与网络。由此，线上共鸣不再是短暂情绪，而成为组织行动、连接资源、推动实践的前提。

最后，新大众文艺通过场景化引导，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外化为行为习惯。相较于抽象说理，场景化、互动式、沉浸式表达更容易进入日常生活，进而影响人的行为选择。网络平台上的民族团结故事征集、非遗体验直播、公益助农活动、跨地域文化交流活动等，往往能够实现“线上动员一线下行动”的衔接，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观看中的感动转化为现实中的支持、参与和协作。游戏、互动影像、数字展馆等新形态也可以通过任务设置、角色体验和协作机制，引导用户在具体情境中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意义。由此，维护民族团结、尊重文化差异、参与共同建设逐渐成为日常交往中的行为自觉。

人民性:新大众文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同源

新大众文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价值本源层面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根基，那就是人民性。这既是新大众文艺发挥育人功能、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意义的最终归宿，也是理解二者所有内在关联逻辑的根本切人点。

首先，二者具有主体归属的同一性。从主体立场来看，二者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人民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凝聚的根本基石，也是文艺创作与发展的核心主体。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以维护和实现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导向，则始终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准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把各族群众视作共同体的建构主体与价值归宿，新大众文艺则把人民当作文艺的创作者、表现对象与价值评判主体。正是这种主体定位的高度契合，让新大众文艺天然具备表达大众诉求、凝聚民心、涵养并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先天优势。普通民众能够真正走进文艺叙事、发出自身声音，就在无形中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双重确认:既是新时代文艺生活的主人翁，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

其次，二者生成逻辑的同构性，在“自下而上”的涌现中凝聚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自然生成的，而非外力强加的产物。同样，新大众文艺也遵循自下而上的“涌现”逻辑，它不是行政规划的产物，而是亿万网民在数字空间自主创作、自发传播、自然选择的结果。这种生成逻辑的同构性，决定了二者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新大众文艺场域中涌现出的民族团结故事、爱国情感表达、奋斗精神赞歌，并非来自外部的“灌输”，而是人民内心的真情流露。这种“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内生性，使其生产的价值理念具有最强大的说服力和最广泛的群众基础。

最后，二者功能指向的契合性，都是为了达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共同目标。无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是“繁荣新大众文艺”,其深层目标都指向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前者是从政治层面明确目标，后者则是从文化层面提供路径。新大众文艺通过其日常化、情感化、全民化的实践，将这一共同目标融入到亿万人的精神生活与日常实践中。因此，繁荣新大众文艺，本身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有效实践之一;而后者，则赋予了前者最崇高的时代使命。可见，二者的结合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

综上，这四重维度构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即技术赋能与空间再造提供物质前提;主体激活与符号叙事重构完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知识的自主生产，实现叙事结构从“代言”到“自言”的转换;情感共振与凝聚共识将认知内化为心理纽带，进而外化为行为自觉;而“人民性”这一价值同源既是逻辑起点又是精神归旨贯穿了全过程，最终形成从“技术赋权”到“价值自觉”的整体闭环。

   

图 １ 新大众文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

二、新大众文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现实挑战

尽管新大众文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蕴含着巨大潜力，但就目前发展现状而言，其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系列突出挑战。这些挑战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共同构成了阻碍其充分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功能的现实困境。

(一)算法异化挑战: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

算法作为数智平台运行的核心引擎，其设计初衷本是优化用户体验、提升平台收益，本质上遵循的是“流量至上”的技术理性逻辑。但当这种技术理性与“凝聚价值共识”的社会价值理性产生碰撞与冲突时，算法往往会优先服务于流量和收益目标，进而陷入算法异化的困境。马尔库塞揭示了技术理性如何成为新的统治形式: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批判了“文化工业”如何通过标准化生产消解艺术的批判向度。进入数智时代，这种技术理性的隐性统治，正以算法推荐这一更为隐蔽、更为精准的方式，渗透到新大众文艺生产、传播、消费的每一个环节，进而深刻影响新大众文艺的价值导向与发展走向。

一是“唯流量论”导致内容劣币驱逐良币。算法推荐机制倾向于推广能引发强烈情绪反应(猎奇、争议、娱乐等)的内容，以最大化地争取用户停留时间和平台收益。而承载民族团结、奋斗励志等正向价值但可能缺少冲突的内容，在流量竞争中则处于劣势，容易被边缘化。相反，低俗、煽动对立、消费民族文化的“流量密码”内容大行其道，挤占了优质内容的传播空间。

二是信息茧房效应进一步加剧圈层隔阂。个性化推荐算法的核心逻辑，是根据用户过往的浏览行为、兴趣偏好，持续推送同质化内容，这就很容易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兴趣的用户，分别困在各自的信息孤岛之中。长期沉浸在单一维度的信息环境里，不仅会固化人们既有的认知偏见，更会逐渐削弱不同群体之间相互理解、平等对话的意愿与可能，这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倡导的开放包容、跨民族交往的理念背道而驰。

三是算法偏见还可能对少数群体文化造成隐性歧视。受算法训练数据不平衡的影响，算法在推荐过程中，往往会不自觉地放大主流文化内容的曝光度，而那些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创作、反映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品，由于受众基数较小、互动数据相对薄弱，很难获得算法的优先推荐，进而陷入传播困境。这种现象直接导致各民族文化在数字空间中的呈现失衡，不利于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平等传播和深度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二)内容泛化与价值稀释挑战:海量信息中的意义迷失

创作门槛的降低，既带来了新大众文艺内容的爆炸式增长，也催生了内容质量良莠不齐、价值导向模糊混乱等突出问题。

其一，内容同质化、低质化问题日益突出。部分创作者受流量逻辑和商业利益驱动，热衷于模仿跟风、搬运拼接、蹭热度、造噱头，创作中缺少原创意识、审美追求和思想深度。一些浅表化、低俗化、泛娱乐化内容大量涌入网络空间，挤压了优质内容的传播空间，削弱了新大众文艺应有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引领功能。尤其是那些能够深刻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兼具思想内涵和艺术水准的作品，往往容易被淹没在碎片化、快餐化的信息洪流之中，难以形成应有的社会影响。

其二，文化符号被过度娱乐化和消费化。文化符号、历史人物、传统仪式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文化意蕴和精神价值，本应在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尊重各民族情感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然而，个别创作者为吸引眼球制造话题，对相关符号进行戏谑化表达、猎奇化呈现和肤浅化解读，甚至随意改编、歪曲演绎，使其脱离原有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内涵。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民族文化的庄重性和完整性，也容易伤害各民族群众的文化情感，进而削弱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赖以生成的文化根基。

其三，历史虚无主义和错误社会思潮借助网络文艺传播渗透。个别作品以“个性表达”“创作自由”为名，夹带歪曲历史事实、消解英雄形象、质疑民族团结、鼓吹狭隘民族主义等错误观点。这类内容往往以隐蔽化叙事、情绪化表达和碎片化传播的方式呈现，具有较强迷惑性和扩散性，容易对价值判断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产生误导。长此以往，不仅会模糊人们对历史真实和主流价值的认知，也会侵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基础、文化基础和价值基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带来不容忽视的风险。

(三)认同碎片化与圈层固化挑战:“多元”与“一体”的张力失衡

新大众文艺借助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极大拓展了文化表达空间，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年龄和不同兴趣群体的文化都能诉求都能获得更加充分的呈现。这种多元表达有助于丰富文化生态激发创作活力，但也带来新的治理难题。如果缺乏有效引导和价值整合，文化多样性可能滑向身份区隔和圈层封闭，进而造成“多元”过度凸显、“一体”共识弱化的失衡状态。

其一，亚文化圈层强化局部认同，削弱整体共识。依托地域文化、民族特色、兴趣偏好和平台算法形成的网络亚文化圈层，往往具有较强的内部凝聚力和情感黏性。圈层成员在共同话语、审美趣味和身份标签中获得归属感，但也容易形成对圈外群体的疏离、误解甚至排斥，逐渐演变为相对封闭的“文化飞地”。在此过程中，部分文艺创作过度突出本民族、本地区、本圈层的特殊性，却忽视其与中华民族整体历史、共同文化和国家叙事之间的内在联系，容易造成局部叙事与整体叙事的脱节。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中华民族一家亲”社会共识的凝聚，也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削弱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

其二，全球化传播带来认同竞争与文化冲击。网络空间具有高度开放性，全球文化产品、价值观念和叙事方式通过影视、动漫、游戏、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渠道持续进入大众日常生活。西方流行文化凭借成熟的工业体系、传播平台和话语包装，对青少年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身份认同产生了广泛影响。正常的文化交流互鉴有助于开阔视野、丰富表达，但也要看到，一些外来文化产品中夹杂着个人主义至上、消费主义泛化、历史虚无主义等价值倾向，容易对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青少年造成误导。如何在开放交流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吸收借鉴中增强文化主体性，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和共同精神，是新大众文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面对的长期课题。

其三，数字叙事的整合能力不足，尚难实现“多元”与“一体”的有机统一。当前，新大众文艺创作中不乏展现民族风情、地域特色和民俗元素的作品，但能够真正将各民族特色叙事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并在思想深度、艺术表达和传播效果上达到较高水准的作品仍然不足。有的作品停留在符号堆砌和景观展示层面，重外在形式、轻精神内涵;有的作品强调差异性有余，揭示共同性不足;还有的作品缺乏宏阔的历史视野和厚重的现实关怀，难以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逻辑、情感逻辑和价值逻辑充分呈现出来。如何突破局部叙事的局限，创作出既充分展现各民族文化魅力，又鲜明彰显中华民族共同历史、共同精神和共同命运的精品力作，是新大众文艺提升价值引领力和社会凝聚力的关键所在。

治理滞后与制度协同挑战:快速发展与规范缺失的现实矛盾

新大众文艺依托数字技术、社交平台和智能算法迅速发展，生产主体、传播渠道、接受方式和商业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在激发文化创造活力的同时，也对既有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相较于行业发展的速度和复杂程度，相关制度规范、监管方式和协同机制仍显滞后，快速扩张与规范不足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

其一,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仍有待完善。当前，围绕网络文艺创作规范、版权保护、算法治理、数据安全、未成年人保护、跨境内容传播等关键领域，相关制度供给还不够充分。一些新业态、新模式游走于既有规则边界之外，导致实践中存在认定难、取证难、追责难等问题。特别是对借助新媒介传播有害信息、歪曲历史事实、煽动族群隔阂、破坏民族团结等行为，现有治理手段有时难以及时发现、准确识别和有效处置。制度规范的滞后，不仅削弱了对新大众文艺创作传播的正向引导，也增加了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领域的潜在风险。

其二，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不够顺畅，整体治理效能有待提升。新大众文艺涉及内容生产、平台传播、市场运营、文化管理、网络安全、民族事务、未成年人保护等多个环节，治理主体涵盖宣传、网信文旅、广电、民族、公安、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由于部门职责边界、监管对象和工作流程各有侧重，实践中容易出现职责交叉、信息壁垒、标准不一和协调成本偏高等问题，影响治理响应速度和处置效果。列宁曾强调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1这一原则在数智时代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也需要结合平台化传播、算法分发和圈层扩散的新特点，进一步转化为权责清晰、联动高效、处置有力的制度安排和工作机制。

其三，平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社会责任意识有待增强。平台企业是新大众文艺生产传播的重要组织者和把关者，其推荐机制、审核规则和流量分配直接影响内容生态。一些平台过度依赖流量变现和用户黏性，将商业收益置于公共责任之上，在内容审核、算法优化、版权保护、未成年人保护和风险预警等方面投入不足。对于低俗媚俗、造谣传谣、歪曲历史、伤害民族感情、破坏民族团结等不良内容，部分平台存在发现不及时、处置不彻底、责任追究不到位等问题，甚至在流量导向下默许争议性内容扩散。这种责任缺位削弱了平台治理的公信力，也影响了新大众文艺健康有序发展。其四，评价机制扭曲，导向出现偏差。当前，市场与社会对新大众文艺作品的评价，过度依赖点击量、转发量、商业收益等量化指标，“唯流量论”导向愈发严重。与此同时，缺乏一套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难以有效衡量作品的社会效益、文化价值以及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贡献，导致那些传递正能量、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优质内容，难以获得应有的激励与推广，不利于新大众文艺良性发展。

三、新大众文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

面对新大众文艺发展中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复杂格局，要推动其更好地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战略目标，就需要构建一套涵盖价值引领、技术治理、生态培育、制度创新四大维度，且各方面相互支撑、协同发力的系统性优化路径。这就要求我们跳出被动应对的思维定式，转向主动建构的发展逻辑，真正实现新大众文艺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从“自发”到“自觉”的深刻跨越。

(一)价值锚定:以人民为中心重塑内容生产与评价体系

一是强化主题创作的价值引领。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设立国家级、省部级重大创作工程和专项基金，引导和支持专业机构与优秀创作者深人民族地区、基层一线，创作一批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魅力，还能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精品力作，用高质量的“头部内容”树立价值标杆。

二是创新共同体价值的现代表达。鼓励创作者在坚持正确价值导向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主旋律表达与网络文化语态、主流价值传播与青年审美趣味之间的有效衔接。充分运用微短剧、互动剧、网络综艺、虚拟偶像、国风动漫、沉浸式影像等青年群体易于接受、乐于参与的文艺形态，将民族团结、家国情怀、爱国奋斗、共同发展等主题融入生动叙事和鲜活人物之中，避免简单说教和概念化表达，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审美体验、情感共鸣和互动参与中自然传递。与此同时，应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故事资源的系统梳理和创造性转化，推动相关题材进行IP化、系列化、品牌化开发，形成具有持续传播力和广泛影响力的内容矩阵。

三是构建社会效益优先的综合评价体系。要改变单纯以点击量、播放量、转发量、打赏额等衡量作品价值的评价倾向，坚决破除“唯流量论”。可由政府主管部门、网络平台、专业机构、高校学界、行业协会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建立兼顾思想性、艺术性、传播力和社会效果的综合评价机制。评价指标可涵盖价值引领力、文化传承力、艺术创新性、情感共鸣度、社会认可度、青年接受度和行为转化效果等方面,既看作品“火不火”,更看其“正不正”“深不深”“久不久”。同时，应将评价结果与政策扶持、创作资助、平台推荐、评奖评优、人才培养、职称评审等资源配置相衔接，形成正向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导创作者、平台和机构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从单纯“逐流量”向注重“讲价值、担责任、求精品”转变。

(二)技术向善:以价值理性驾驭算法逻辑

一是推动算法价值对齐。算法已深度介人新大众文艺的生产、分发与接受过程，成为影响文化传播格局的重要中介。应探索建立算法审计、伦理评估和风险备案制度，推动平台在推荐模型、排序机制和流量分配中纳入明确的价值导向，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弘扬奋斗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作为重要评价维度，适度提高优质正向内容的推荐权重。与此同时，应鼓励平台优化推荐机制，开发有助于突破信息茧房和圈层壁垒的算法功能，主动向用户推送跨地域、跨民族、跨圈层的优质文艺作品，拓宽公众的文化视野，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只有对算法逻辑进行必要的价值校准，才能避免技术工具被单纯流量和商业利益裹挟，从而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性互动。

二是构建人机协同的智能风控体系。面对新大众文艺传播速度快、内容形态多、表达方式隐蔽等特点，应加大智能审核、语义识别、图像识别、跨模态分析等技术研发力度，提升对涉及民族问题、历史虚无主义、煽动对立、歪曲事实等风险内容的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但技术审核不能替代价值判断，对于具有复杂语境、隐喻表达和争议空间的内容，应坚持“机器初筛、人工复核、专家研判”的协同机制，由具备政治素养、文化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审核人员把关，避免简单化、机械化处理。通过人机协同，既发挥技术在效率、规模和实时监测方面的优势，又保证治理过程中的准确性、审慎性和人文关怀。

三是保障弱势文化的数字可见性。在算法推荐机制中，受用户规模、商业热度和互动数据影响，少数民族语言内容、地方性文化表达和小众传统艺术容易处于传播弱势，甚至被系统性低估。对此，应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激励和技术优化，推动平台在内容分发中兼顾公平性与多样性。可设立民族文化、非遗传承、地方文艺等专题专区，建立优质小众内容生产扶持机制，并通过调整推荐参数、提供流量补贴、加强标签识别等方式，提高相关内容的曝光机会和传播效率。这样既能维护各民族文化平等表达的权利，也有助于拓展共同体文化叙事的广度与厚度，使各民族文化在数字空间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三)生态重塑:构建多元共治的健康发展格局

一是建设复合型人才队伍。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通过系统性培训、项目孵化等方式，培育一批懂数智技术、有家国情怀、弘扬中华文化的民族地区本土创作者。另一方面，设立“新大众文艺英才”计划，引进和奖励在共同体主题创作中表现突出的专业人才。将新大众文艺创作成果纳人文艺评奖和职称评定体系，畅通人才成长通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今天，我们同样应以高度的重视程度对待新大众文艺人才的培育。

二是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明确平台在内容生态治理中的“守门人”角色。督促平台完善内部审核制度，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优质内容扶持计划”，提供流量、奖金、培训等支持。建立政府、平台、行业组织、用户代表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协商机制，及时应对新出现的问题。

三是深化线上线下融合联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要主动将新大众文艺的优质作品、特色品牌活动，深度融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文化服务场馆等各类线下阵地，打破线上虚拟传播与线下真实体验的壁垒。通过举办线上线下联动的文艺汇演、创作工坊、主题展览等活动，将网络空间的关注度、热度，切实转化为线下群众的参与热情和真实体验，让各族群众在面对面的交往互动、心贴心的文化交流中，进一步深化情感联结、凝聚思想共识，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是充分发挥文联、作协的重要作用。发挥各级文联、作协在新大众文艺生态中的组织引导、专业赋能和价值把关作用，推动其从传统文艺工作者联络机制向网络文艺新群体服务机制转型。一方面,通过主题创作扶持、网络文艺培训、优秀作品推介、评论引导和评奖机制，提升新大众文艺作品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品质;另一方面，应吸纳网络作家、短视频创作者、非遗博主、基层文化能人等进入更广泛的文艺工作网络，形成专业文艺力量、平台传播力量和民间创作力量协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格局。

(四)制度创新:强化保障支撑，构建适配新大众文艺发展的规制体系

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是规范新大众文艺发展、保障其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功能的根本支撑:

其一,加快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建设步伐。聚焦网络文艺创作、传播、版权保护、数据安全、算法伦理等关键领域，补齐法律法规空白、完善滞后条款，让行业发展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同时，制定明确的新大众文艺内容标准、质量规范和行业准则，为创作者、传播者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避免无序发展，更要立足数智时代新形态、新特点，推进制度创新，让制度更好适配行业发展需求。

其二，创新政策扶持与激励机制，激发行业发展活力。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金融支持等多元政策工具，设立新大众文艺发展专项资金，重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的创作项目倾斜，引导创作者深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题材。创新版权交易与收益分配机制，切实保障创作者的合法权益，调动其创作积极性。同时，完善政府采购、公益性文化基金资助等机制，为优质正能量作品的传播推广提供保障。在新大众文艺领域，我们应结合行业特点，探索符合实际的分配方式，保障文艺劳动者的创造性收益，激发整个行业的创作活力。

其三，优化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提升治理效能。建立以宣传部门为牵头单位，网信、文旅、广电、民族、教育、公安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协同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打破信息壁垒、减少职责交叉，实现信息共享、执法联动、齐抓共管，凝聚起规范新大众文艺发展的监管合力，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四、结语

数智时代的到来为文艺生产与民族认同的互动关系开启了全新的历史篇章。基于植根人民的本质属性和技术赋能的强大势能，新大众文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仅供消遣的“文化边角料”，而是一跃成为形塑社会情感、凝聚民族共识、构筑国家认同的核心文化场域。从“技术赋权”到“主体革命”，从“符号重构”到“情感共振”,再到“实践动员”，最终抵达“价值同源”的终极归宿，这一内在逻辑的展开，雄辩地证明了新大众文艺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度耦合，是一种历史与逻辑的必然。

然而，从“应然”到“实然”,从“潜能”到“效能”,中间横亘着算法异化的沟壑、内容稀释的浅滩、圈层撕裂的暗流与治理滞后的迷雾。新大众文艺不会自动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粘合剂”，其最终走向，取决于我们能否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有力的实践行动，对其进行“价值锚定”与“理性驾驭”。唯有如此，新大众文艺才能真正释放塑造民族认同、凝聚奋进力量的巨大潜能。

作者简介

孙洁，yl23455永利集团新进教师，长期从事新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参与国家级重大项目4项，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